皇帝们(2/2)
原来蒙古俺答汗娶了自己的外孙女三娘子，结果三娘子的未婚夫不答应，俺答只好把孙儿把汉那吉的未婚妻给了三娘子的未婚夫，把汉那吉大怒，投奔了明朝。
结果俺答的原配妻子恐怕她的孙儿被明朝杀掉，日夜不停地向俺答哭闹，俺答无奈，于是率领十万人前来要人，王崇古派人前去谈判和解，保证他的孙儿还活着，俺答不肯相信，差遣他的亲信到大同窥探，看见把汉那吉穿着蟒衣貂帽，和明朝军官们一起骑马，俺答大喜，和明朝相约和好了。
柏杨说明朝是‘断头政治’，但明穆宗统治时期的稳定和繁荣证明，国家事务可以没有皇帝的亲自指导而继续进行，明穆宗的无能或不愿干预国家事务，实际上使得有能力的大臣们干得更好。
明神宗继位时，年纪还小，国家大事完全由大学士张居正决定，张居正实际上行使了皇帝的职责，他可以指挥东厂和锦衣卫对贪官污吏进行调查；随时可以用以前只属于皇帝的权力进行惩罚，还对以往独立的都察院进行控制，以避免以前弹劾奏章满天飞的情况。
他不但起用水利专家潘季驯、名将戚继光、李成梁等人，还派人清量全国土地、创立‘一条鞭法’，而且利用科道以加强行政纪律，他要求科道官员们运用他们的弹劾权力支持他的计划，而不要在琐碎而肤浅的问题上互相攻击，张居正要求报告中提及的任何问题都必须在按时解决，他要求富人的欠税必须全部征收，盗匪必须全部捕获，还要求中央每月和每半年要总结任何没有完成的公务，不然长官就要受罚。
总之，张居正就象凤姐掌管宁国府一样，在不对行政机构进行改革的前提下，通过施加压力，使明朝的国家机构以惊人的高效进行运转。
同样，他也受到过惯了好日子的官僚们的憎恨。
4、坚决不上朝的万历皇帝
就在张居正励精图治时，万历皇帝由孩子变成了青年，这个在宫中的皇帝，有一次去慈宁宫，遇见一个宫女，宫女连忙向皇上请安，神宗叫她起来，见她面目端好，举止幽娴，问她姓名，宫女说她姓王，神宗仔细端详了一会，向她要水洗手，宫女端水过来，神宗见她双手苗条洁白，就叫周围人都下去，然后就（以下省略五百字）。
万历皇帝和其他任何人没有想到，这件事在将来会深刻地影响整个明王朝。
几个月后的一天，神宗的生母李太后突然命令宫中设宴，连陈太后（穆宗皇后）也一块前来入座，和神宗一起吃饭，席间突然说“宫女王氏蒙皇上临幸，已经怀孕，神宗听了闹了个大红脸，口中还要抵赖，说是没有此事，李太后却把内起居簿录扔给神宗说“你去看明，曾否妄载？”神宗无可抵赖，只好册封王氏为恭妃，王氏的孩子就是皇长子朱常洛。
不久张居正死了，官员们象拉车的马一样被他拿鞭子驱赶着累死累活工作了十年，早就怨气冲天，纷纷上奏折弹劾张居正作威作福、虚伪狡猾、霸道专横，这些大多不是事实，但正所谓“慌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加上万历想起自己的老师张居正曾经强迫自己严格的个人品行准则，过着俭朴生活，而老师自己却过着奢侈浪费的生活时，再也忍不住了，神宗下令籍没张居正的财产，并把他的几个儿子发戍边疆，张居正的长子也被逼自杀，同时，下诏公开指责张居正的罪恶，张居正的“罪恶行为”于死后被揭发对万历皇帝有深远影响，他不再相信任何人，除了他宠爱的郑贵妃。
万历十四年正月，郑妃生下一子，取名朱常洵。
开始，万历皇帝曾经想象张居正一样亲自掌管天下大事，但神宗很快发现，二十岁的自己缺乏政治经验，根本控制不了局面，御史们在奉旨清算张居正追随者时，胡言乱语地给任何自己看不惯的大臣扣一顶‘同党’的帽子，最后连万历皇帝也看不下去了，他愤怒地质问御史们“如果皇帝任命的人都不中他们的意，都是贪官污吏，那他们推荐几个清官和忠臣呀？”这些以忠诚勇敢闻名的御史们哑口无言，的确，除了指责别人外不做任何事的人永远不会出错。
万历皇帝很快对国务感到厌倦，但真正导致明朝统治集团四分五裂的是‘争国本’（立谁为太子）事件。
万历皇帝最宠爱的无疑是郑贵妃，传说郑贵妃父亲因为家里贫苦，曾将女儿许给一位秀才做妾，临别时父女相对抱头痛哭，秀才好心，看这情形大为不忍，情愿不要人，也不索还聘礼，郑贵妃感激万分，入宫得了宠幸，就告诉神宗说“妾非某孝廉，哪得服侍陛下？”神宗就把秀才提拔为县令，几年后又当上了盐运使。
郑贵妃活泼大胆，敢于挑逗和嘲笑皇帝，同时又倾听皇帝的诉苦，鼓励皇帝增加信心，曾对皇上撒娇说“陛下，您真是一位老太太！”
的确，神宗总的来说是个宽厚的人，在他统治时期，很少让厂卫特务骚扰官吏和百姓。
郑贵妃生子后，万历皇帝立刻册封郑氏为皇贵妃，位于皇后之下而在其他妃嫔之上。
子以母贵，常询超越常格而立为皇储，就可以顺理成章，然而在绝大部分文官看来，这是以幼苗长，自然不合于伦常之道，大学士申时行等人因为皇长子常洛已经五岁，生母王恭妃尚未加封，而郑贵妃甫生皇子，即晋封册，明显见得郑贵妃专宠，将来定有废长立幼的事情，遂上疏请册立东宫，以尊宗庙，重社稷。
万历皇帝软弱无能，不敢公开说明他的意图，找出种种借口，第一个借口是常洛年纪太小，经不起各种典礼的折磨；第二个借口是立储大计属于皇帝的权力，不容许别人插手，但文官们不肯罢手，神宗在和大臣们往来争辩之际，又突然别作心裁地同日册封三个儿子为王而不册封太子。臣僚们不接受这个办法，万历皇帝又找出了第三个借口，即皇后年纪尚轻，仍有生育的可能；如果皇后生下儿子，那就是当然的太子而用不着任何争议了。
这种种借口全都无效，言官愈加激烈，你上一疏，我奏一本，统是指斥宫闱，攻击执政。
被触怒了的皇帝下令责打进谏的官员们和泄漏消息的宫廷人员以进行报复，但这无济于事。这时郑贵妃父亲郑承宪为去世的父亲请封，神宗准备封他个伯爵，礼部以历代贵妃向无祖父封伯爵的故事驳回，神宗只好自己拿五百两白银给爱妃父亲了事。
文官们卷入了“国本”的争论，因为他们必须选择两个皇子中的一个作为他们未来的主人；他们从过去的经验中知道，错误的一步，即使这时无声无息，当继位问题最终确定以后，也可能断送他们自己的生命乃至亲友九族。
如果神宗是永乐那样的枭雄，他可以用屠杀让文官们闭嘴；是弘治那样的君子，他可以巧妙地将文官们的意见转向；是正德那样的嘻皮士，他可以根本不考虑文官们的意见；是嘉靖那样的自大狂，他可以提拔新人来支持自己，但他都做不到。
立谁为太子已经引起了如此重大的争论，可是万历皇帝却缺乏实现他的计划的决心。
他已经提升了幼子，却又承认长子继承权不可违背，优柔寡断的神宗采取了逃避问题，不敢面对矛盾，终于，他想了一个自以为聪明的方法------皇帝罢工了
万历皇帝以为能将文官集团慢慢的拖垮后屈服自己的意见，但他实在是不了解这些文官，批评他的人远没有气馁，用皇帝自己的话来说，他们不顾惩罚以博取当前的名声。
在皇帝‘罢工’初期，大理寺评事雒于仁上书批评皇帝，说他有‘酒色财气’四个毛病。
说神宗“嗜酒则腐肠，恋色则伐性，贪财则丧志，尚气则戕生”神宗看了他的上书后大怒，还是申时行代为解免，才将他削职为民，时日一久，万历懒惰之名大著，有的历史学家认为他的惰性来自先天遗传，也有历史学家则怀疑他已经染上了抽鸦片的嗜好，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就采纳了认为他抽鸦片的学者的意见。
皇帝迟迟不立太子，导致皇宫内外和全国上下谣言四起，有些谣言还记录于史书，比如说恭妃王氏是一个年长的女人，在和万历邂逅相遇的时候就已经消失了青春，此后她又一目失明，所以不能继续得到皇帝的宠爱。
另外一个故事则说是万历病重，自度即将不起，有一天一觉醒来，发现恭妃王氏的胳臂正枕在他的脑袋下，脸上的泪痕未干，而贵妃郑氏则无影无踪，还有一个故事提到了常洛的祖母慈圣太后，她反对皇帝弃长立幼的企图，为此和他作了一次专门的谈话
皇太后“如果你真要这样做，你将何以向天下臣民交代？”
皇帝“这容易，我只要说他是一个宫女的儿子就可以了。”
皇太后“你不要忘了，你自己也是一个宫女的儿子！”
这时国内外形势危机四伏，杨应龙在西南叛变，脖拜在宁夏造反，日本的丰臣秀吉侵略朝鲜，东北的建州女真，但是北京城里的文官们最关心的，还是当今圣上一旦官车宴驾，谁将继他登上万岁的宝座。
有一位名叫顾宪成的文官，他的同僚王家屏因为‘争国本’批评了皇帝，皇帝一气之下，就罢了他的官。阁臣缺员，照例由吏部会同其他官员“会推”几个人选供皇帝选择，而顾宪成等人把王家屏列为“会推”名单中的第一人选，这不是分明在和皇帝对着干吗？
不仅如此，顾宪成还得罪了首辅，有一回首辅王锡爵找他谈话说“现在竟有这等怪事！内阁以为是的，外廷总要反对；内阁以为非的，外廷却都赞成！”顾宪成针锋相对回答道“是啊！现在的事情实在奇怪天下以为是的，内阁都要反对；天下以为非的，内阁却都赞成。”这样，他把皇帝和首辅全都得罪了，还能有好果子吃吗？皇帝降旨将他“削籍为民”，这是万历二十二年的事。
回家后，顾宪成和朋友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等人开了家书院讲学，还把一幅对联挂在门口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如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东林书院将正直的士大夫吸引过去，而这些人自然支持书院创立者的看法，在他们看来，万历皇帝对他长子的偏见（这种偏见导致他偏袒他的第三子继位）是不合乎道德，不合乎礼仪的，他们反对万历皇帝立朱常洵为太子的热情，不逊于任何狂热的宗教信徒。
万历二十九年，皇帝最终屈服了，皇长子朱常洛被立为皇太子，朱常洵为福王，即日诏告天下，次年正月，并为太子册妃郭氏，但文官们看来事情还没有结束，那位掩袖工谗的郑氏日夜挨在皇帝身旁，谁敢担保情况不起变化？
但万历皇帝在文官集团面前已经充满了屈辱感和无力感，他对文官集团早就不再信任，现在更是满怀憎恨，皇帝的罢工持续了下去，臣僚们抗议的奏章不断向他提出，他也不加答辩，因为他知道，只要在麦本上一加未批，不论是激烈的驳斥还是冷静的辩说，这些朱批和原来的奏折都要送到给事中的办公室里传抄公布，这就正好中了那批抗议者的下怀，使他们达到了沽名买直的目的而暴露了自己缺乏雍容的气度，最合适的办法就是把这些可恶的奏本留中，即扣押在宫内不加批示。
于是有良心的官员觉得无法执行他们的任务，只好提出辞呈，万历以同样的态度对付这些辞呈，既不接例慰留，也不准离职，有的官员在盛怒之余径自挂冠而去，吏部建议对他们追捕而加以究问，万历同样还是置之不理。
到他临朝的后期，一个文官自动离职就意味着一个名位已被废革，因为不再有人补缺，到万历四十二年，国家的六部尚书中，现在只剩下一部有尚书了，全国的巡抚、巡按御史、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皇帝即不批准吏部对官员的升迁，也不批准处罚官员，这等于将国家机构的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全部破坏。
但万历皇帝现在已经一无所求，既然爱子不能当上皇帝，那就多给他点零花钱吧，土地税和人头税有明太祖制定的祖宗家法在，不到危急关头不能加税，神宗于是征收商税，除书籍与农具免税之外，一切商品交易都收税百分之三，另外就是臭名昭著的“矿税”。
神宗派大批太监四面八方的出去收矿税，只要“矿税使”认为甚么地方可以开矿，就要地产的所有人交矿税，这些太监无恶不作，随带太批流氓恶棍，到处敲诈勒索，乱指人家的祖宗坟墓、住宅、商店、作坊、田地，说地下有矿藏，要交矿税，结果天下骚动，征收的财物缴入神宗内库的只十分之一、太监克扣的是十分之二、随从瓜分的是十分之三、流氓棍徒乘机向良民勒索的是十分之四，万历皇帝给福王朱常洵婚娶时，排场阔绰，花费了多至三十万两白银，建筑王邸又花了二十八万两。
福王去河南就藩时携带了大批财物，百姓们默默地看着这个将富裕建立在他们苦难之上的年轻王爷，祈求上天给他惩罚。
几十年后，李自成大军攻破洛阳，将福王的血和鹿血一起倒入酒中，取名叫“福禄酒”。
在明代历史中，神宗经常被过度地描写成一个荒唐、好色、懒散的皇帝，从万历三大征看来，神宗绝不是一个平庸的皇帝，虽然，我们可以说他是好大喜功，但是不要忘了，他在给朝鲜国王的信中始终强调朝鲜要力求自保的事实，实际上，神宗对于每一次军事行动，似乎都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而且，在战争过程中对于前线将领的充分信任、对于指挥失误的将领的坚决撤换，都显示了神宗的胆略。
但是，他和文官集团的关系实在处理得太糟了，换了更强硬一点或者更软弱一点的皇帝，都会比神宗处理的好，神宗既不听从文官的意见，也不明确加以反对，使得文官们都想自己像海瑞一样以直言敢谏留名青史，大家都崇尚虚名而不干实事，加上他把对官员监督权和奖励权全都放手，文官们想干事的都走了，剩下的陷入无意义的清谈争论之中，得明末终于形成党争的风气，文官们党同伐异，彼此攻击，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名目众多，整个国家陷于瘫痪状态。
梁启超说，明末的党争，就好像两群冬烘先生打架，打到明朝亡了，便一起拉倒，这样的恶果，未尝不是由神宗的荒怠造成的，所以，《明史》对于明神宗的盖棺论定是这样表述的“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明朝的皇权和文官集团这两部发动机，在万历年间同时停止了运转，内忧外患的大明王朝走向了黑暗的深渊。
在中国历史上，皇帝集神权、皇权、族权于一身，忠君是最高的的政治原则和道德准绳，但到了明朝万历中叶的时候，这种情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
历史上，大臣劝诫帝王的现象是一直存在的，但在万历年间，朝中大臣们争相暴风骤雨般地抨击皇帝，言辞之激烈，态度之强硬，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而在古代社会中也是空前且绝后的。
右都御史漕运总督李三才上书指责皇帝“今阙政猥多，而陛下病源则在溺志货财。”
御史冯从吾上书警示皇帝“（皇帝）谓圣体违和，欲以此自掩……天下后世，岂可欺乎？”
礼部主事卢红春揭露皇帝“装病”说“若真疾耶？则当以宗社为重，毋务为豫乐以为基祸；若非疾也，则当以诏旨为重，毋务以矫饰以起疑。”
户科给事中田大益痛斥皇帝“陛下驱率虎狼，飞而食人，使天下之人，剥肤而吸髓，重足而累息，以致天灾地坼，山崩穿竭。”
工科给事中王德完责道“民何负于君？而鱼肉蚕食至于此极耶！”
注意，这些激烈的言辞，放在任何给一个朝代，恐怕帝王都难以容忍，而上述的话还不是最激烈的。
大理寺评事雒于仁痛斥皇帝“酗酒”“恋色”“贪财”“尚气”，言辞之激烈、情绪之愤慨，简直到了破口大骂的地步了。
李三才历数历代昏庸君王比较万历皇帝，声称“陛下迩来乱政，不减六代之季。”甚至说出了“天神共愤，大难将作”的骇人心魄的话来，而李三才竟然也因这样的奏疏，被朝野传颂，他本人居然几乎被大家拥戴入阁！
当时的朝中大臣都以“批鳞”为荣，一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而皇帝对此的态度呢？《明实录》记载万历皇帝埋怨大臣们“讪言卖直”，但谏诤者因此被贬责的确实有，而受重罚的却很少，几乎没有发生过因疏谏皇帝而丧生的事情。就连痛骂皇帝酒色财气俱足的大理寺评事雒于仁也只受到引兵告退的处理。
万历朝廷对“非君”浪潮的宽容态度，是历史上罕见的。
这样的事情不仅在古代历史上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因为到了清代，这样的事情是无法想象的。连主编《明史》的清代学者对此都极其不理解，说“怀忠愤之士，宜其激昂抗辞以匡君失。然纳谏有方，务将以诚意，绞圩摩上，君子不为。谓忠厚之意薄，而炫沽之情胜也。”意思无非是说，讽谏皇帝要注意方式方法，怎么能对皇帝破口大骂呢？简直不是为人臣该做的事情。
正所谓夏虫不可语冰，完全被调教成皇帝重视奴才的清人，是难以理解明朝中后期士人的“大胆”的。
其实，以上还只是部分朝廷大臣的“非君”，在朝野之外，“非君”浪潮已经到了街谈巷议的地步了。不想赘述，仅举一例，首辅沈一贯谈及万历二十六年的情景时候说“往时私议朝政着不过街头巷尾、口喃耳语而已。……今公然编成套数，抵掌剧谈，略无顾忌……”
万历年间是一个孕育着变动的王朝，有人也许会说，万历皇帝的某些做法当然会引起大家的抗议和指责了，但历史上昏庸的皇帝不计其数，有哪个皇帝当时能受到这样暴风雨般的斥责呢？有哪个王朝能给大家这样相对宽松的言论环境呢？有哪个王朝的大臣和普通百姓能有这样大胆的做法和意识？
万历王朝，实际上已经孕育着中国社会的某种变动，一种启蒙思潮，一种打破皇权至上的思想几乎已经深入人心，可惜的是，它被后来的历史变动所扭曲了，中国的命运在某扇很有希望的大门前嘎然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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