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二八章 死与复仇(二八)(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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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东西方贸易的中心放在荷兰,英国咋办?

    大顺肯定是要碎英国的航海条例的。

    而航海条例里有一条,其实本质就是一口通商,很多贸易品必须要运到伦敦之后,才能再转运出口。比如茶叶,不是说东印度公司把茶叶运回来,就可以到处卖的,而是必须要送到伦敦经过伦敦一口通商办的茶叶交易所,才能再转运别处。

    这样方便收税,行政能力在这摆着,科技在这摆着,英国不这么搞,茶税他能收到个锤子。

    那么,假设大顺把贸易中心放在荷兰,逼着英国签订了开放贸易条约,东方贸易品进口税降到10%,且不再需要缴纳子关税,由各地子海关自行征收这10%的关税……

    英国能收到几个钱?

    现实就在这摆着,33年的糖税法,法国殖民地的蔗糖业大发展、马萨诸塞州的朗姆酒产业大发展,可关税的毛都没看到。

    到时候,航海条例也碎了、关税也开了、工业也默认被冲击了,结果最后关税也没了……英国政府就怕欲哭无泪了。

    还指望着关税还国债呢。

    这里面的最大的责任是谁?当然是英国自己。

    最开始的时候,刘钰一直担心英国有战略家,害怕英国真的践行亚当·斯密的设想,让英国来垄断东西方贸易的航运业。所以特别担心英国看到大顺军改之后,立刻放弃印度,迫使中法为印度大打出手,英国以海军和制海权与大顺瓜分东西方贸易,做东西方贸易的二道贩子。

    结果弄到最后,发现真就是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英国的保守真的是超乎想象,延续着克伦威尔的既定贸易政策一路走来,一点不知道变通。

    走到这一步了,哈利法克斯伯爵终于醒过来了,琢磨着让伦敦取代阿姆斯特丹。

    既然无法反抗,不如好好享受一下东西方贸易的好处,让伦敦取代阿姆斯特丹成为金融和东西方贸易中心。

    然而……晚了。

    他没考虑到一件事,如果大顺真有心这么做,为什么不早早伸出橄榄枝?

    为什么大顺一上来就盯得是荷兰,而不是英国?

    因为,大顺明白,荷兰没能力搞航海条例,也没能力“用武力保卫自己不买的权利”。

    但英国有。

    因为英国有北美加本土的接近1000万人口、以及得天独厚的不需要庞大陆军军费的地缘环境,比法国可烦人多了。

    大顺不担心法国在贸易和航海上反噬,因为给法国100个狗胆,也不敢把陆军裁撤取消常备军全都投资海军和殖民地。

    真要那样,普鲁士奥地利甚至波兰,都能把裁撤陆军、全力海军的法国的屎打出来。

    到时候英国缓过气来了,随手把条约撕了,就把舰队往大西洋一摆,大顺到时候哭都没地方哭去。

    市场本身,也是有议价权的。

    到时候,大顺只能接受英国的条件,两边合作,而主动权是握在英国手里的——搓羊毛、织布、甚至瓷器,技术含量还没高到几十年无法仿制突破的程度。

    当初刘钰所担心的,是大顺国内的那群人,看到英国条件优厚,给个糖吃,不想出大力建海军就能坐地收钱。

    而现在,大顺内部的新学派已经崛起,商业资本的力量这几年发展极快,海军内部的军官团也有自己的利益诉求,这种情况下,大顺已经不可能接受退回去让别人当二道贩子的条件了。

    因为亚当·斯密给出的那个办法,就是纯粹违背自由贸易精神的扯犊子:中国应该放弃航运业和商业,把资本投入到工农业,由英国接管中国的航运业——这年月搞航运业,动辄50%的利润,为啥不投资航运业先把高利润产业占了积累资本,再以利润的原始积累投资工农业?

    这个矛盾在这摆着,如果真能自由贸易的话,其实放在荷兰还是伦敦倒是真无所谓。问题就在于,真正的自由贸易存在吗?英国如何保证他不会给羊毛和棉布产业补贴?英国如何保证不会以行政手段阻止中国商品售卖?

    英国说可以保证,问题在于大顺信不信?敢不敢信?

    在这样的矛盾下,哈利法克斯伯爵虽然对贸易有点理解,但实际上于国际政治和外交上也是个半吊子。

    他这种想法,纯粹就是一厢情愿。

    中法同盟打了半天,打到最后,大顺把东西方贸易中心放伦敦去了?法国人能接受?合着打了半天,这是帮着英国建设金融中心呢?

    放在荷兰,法国当然可以接受。

    荷兰和法国之间没有大海阻隔,法国去荷兰就像去自己家那么简单。

    只要大顺给出“比利时去武装化、荷兰完全中立化”的条件,法国当然愿意接受金融和贸易中心放在荷兰。

    而这个条件,又不是难以达成,只要波兰选王一死,大顺完全可以用这种和稀泥的方式施压奥地利,联法俄一起施压,相当于拿部分波兰和西里西亚,换比利时。

    荷兰未必需要东西方贸易的全部关税和利润,实际上,仅仅是一个物流中心和金融中心的地位,也足够带来足够的商业繁荣和就业了。

    而大顺之前煽动的荷兰政变和下南洋带来的一系列后果,也中断了尼德兰民族的形成过程,荷兰最后的民族力量,也就是行会、小生产者、农民,在那场政变之后再无反击之力,只剩下不需要祖国的商人、商业寡头、金融资本,和大量涌入的伊比利亚犹太人、高卢胡格诺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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