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零五章 上国心态(三)(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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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搞得普遍主义,是受到西方先发的意识的极大影响,是往上靠而不是自发重构。

    现在这情况,最优秀的真正有信仰的儒生,要搞的恰恰是不普遍、但又不能过于狭隘的意识形态重构。

    不只是要能在大顺适用。

    而是要继续做文化圈母国,引领周边那几个正牌的、受儒学影响较深的藩属,找准前进的方向。

    而不是让他们找来找去找不到,不是去找基督教、就是去找异端。

    这也和大顺之前捧永嘉永康学派有关。

    官方捧起来的学派,对于宋明理学心学的态度,是认为他们虽然是为了和反击佛教而搞得,但是搞得过程中,却按照佛教的那一套心、性、理之类的玩意去搞,甚至曲解孟子说的心性之类的东西。

    对抗是对抗了,但自己其实也被污染了。

    而这种态度,延续到大顺禁教,更是直接切断了儒耶合流、以耶补儒的可能。

    至少在官方意识形态上,这是绝对错误的。

    是以,当初程廷祚看过李瀷的书之后,直接就给了个“被西教所染”的定性。说李瀷的三心,纯粹就是亚里士多德的三魂环套了个皮。

    加之从古文尚书考证开始,加上反理学的风气,也使得大顺的一些有志于“立言”的大儒,找到了机会。

    正本清源,回归汉经学、再从汉经学退回到夫子述而不作的周公原典,破除宋儒的种种,反倒使得创新有了极大的可能——周公为圣,孔子为师的新儒庙,也就坐实了道统就在夫子述而不作的原始六经之中。

    任何“宗教”改革,都是从复古和原教开始的,但复来复去就奔着创新去了。

    是会创出来新的,或者会不会复来复去复成原教旨?

    对这边来说是有固定答案的:原始经书的字儿太少,句读自解,所以复不成原教旨。

    比如“先富后教”,就至少有三种不同的解读方式。是富了就能知礼节?还是富到某种程度再教化?还是富和教化是关系递进但时间同步的?这还只是三个最简单的理解。

    此时大顺先发地区的儒生,派别多样。

    但颜李学派的立派之本就是实学、土地。

    实学,实际上颜李学派传到现在,已经基本放弃试图主导了。

    不管是战术、军事、枪炮,还是农学、天文、算数,扛起实学这个大旗的,是别人。

    而且这些年下来,他们学派发现也确实扛不动这个大旗,现在扛大旗的是科学院。至于武术……七步之内,短铳又准又快,孟松麓腰间早就把剑换成火枪了。

    于是,土地问题,以及意识形态建构,就成为颜李学派努力要搞的方向了。

    这种儒生的责任感,是胸怀天下的。

    而胸怀天下,又因为大顺现在西复西域、南下南洋、东臣倭寇、北抵罗刹,着实又没有救亡图存的空间。

    衰落危亡之际的胸怀天下,是胸怀中原、国族。

    盛世扩张时候的胸怀天下,是要搞出来一些普遍性的东西,四处传播的。

    于是,在这种“盛世”下的胸怀天下的天下,就是整个儒家文化圈。

    在意识形态上,要让儒家文化圈的藩属,不要再试图从异教、异端那边寻找救世之路,作为文化母国要担起这个上国责任。

    在土地制度上,要搞出来一套适合儒家文化圈的土地制度,并且能够解决艰难的土地兼并问题。

    或者说,把“均田”,从口号,变为一种切实可行的、非空想的制度。

    是造反呀,还是改革呀,亦或者指望赎买呀,这是软弱性和幻想性的问题。

    造反之后具体怎么均田、改革之下具体怎么均田、或者赎买之下具体怎么均田,这是空想和局限性的问题。

    这是不同的。

    这也是非常正常的上国心态。

    遣唐使该怎么操作,而不至养虎为患,那是一回事。

    人家是派遣唐使,还是派访欧少年团,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是以这种特殊年代、千年未有之变局下的上国心态驱动下的孟松麓,虽然嘴上对刘钰的政策也颇多讽刺,但他还是领着权哲身去看了长江以北最繁华的农村地区。

    以这家人为例,女人织布,男人种菜,供应工坊区,完全的融入到商品经济当中。

    以这个村为例,佃户都被退佃驱赶,剩余的自耕农以上,半数以上的男性,也从事与纺织有关的行业。

    算是长江以北地区,最先实现了狗彘食人食的地区。

    只要东北、南洋地区还在手里,大顺的海运还正常,那么这里至少在几十年内可以保证狗彘食人食。

    因为铁轮脚踏飞梭织布机下乡配合农村经济,能顶到原本历史上一战时期的机织布都无优势,甚至压榨潜力更大——进工厂,还得保证能吃饱、还得提供住处呢。小块份地配手工铁轮织机,理论上压榨的上限更高。

    不过现在是上升期,几场战争打出来了巨大的市场,不怎么卷,倒还没到极限压榨的时候。是以小日子过得真的是不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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