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五章 众正盈朝群魔舞(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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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歌赋等传统文化熏陶的官员肯定道德高尚,绝对不会祸国殃民,没毛病!

    四月二十三日,诏台谏者天子之耳目,宰执不当荐举,当自亲擢。

    同一日,诏追政和以来道官、处士、先生封赠奏补等敕书。

    五月初一,再拜龙德宫,令提举官日具太上皇帝起居平安以闻。

    很明显,天性轻佻爱自由的赵佶被关起来后并不安生,暗地里做了一些事,让赵桓嗅到了危险,不得不加紧对自己老爹的看管。

    五月初五,应“程门四大弟子”之一的著作郎兼太学祭酒杨时之请,诏追夺王安石王爵,罢配享孔子庙。

    五月初六,诏无出身待制已上,年及三十而通历任实及十年者,才能享受恩荫待遇。

    新党善于“开源”,旧党确实不善此道,就只能“节流”了。

    但节流明显是动既得利益者的饼子,肯定会遭抵触。

    这个问题也很好办,人分三六九等,上层的老爷们不用动,继续压榨无出身的官员和没前途的小吏便是。

    ……

    六月初一,以道君皇帝还朝,御紫宸殿,受群臣朝贺。诏谏官极论阙失。

    赵桓显然发现了自己老爹的正确使用方法——没事拉出来挨顿骂,更有利于彰显自己的功绩,也有利于朝廷百官团结一心。

    七月初一,废除元符上书邪等的禁令。

    七月二十三日,著作郎兼太学祭酒杨时上言“宣仁皇后(神宗皇帝之母高滔滔)保祐哲宗,枉被诬谤,久而未明,乞行政典。”

    赵桓再纳良言,诏侍从官共议改修宣仁皇后谤史。

    既然是废新还旧,自然要彻底,先从改教——历史开始。

    ……

    令人尴尬的是,大宋皇帝和朝廷如此顺天应人,却没能换来上天的庇佑。

    六月十七日,天狗坠地,有声如雷。

    次日,赵桓匆忙下诏虑囚。

    六月二十日,彗出紫微垣。

    六月二十一日,太白星、荧惑星、岁星、镇星在张宿会合。

    上天接连降下异象示警,很自然会引来一众言官“星象垂戒,切自警畏,内修德,外修政,进君子,退小人”之类的上书。

    赵桓除了没做到如其老子那般亲自上阵敬天之诚外,该做的真的已经都做了。

    无奈之下,其人只能下诏罢都水、将作监承受内侍官。

    实际上,自太学生聚暴民屠内侍后,作为天子耳目皇帝私奴的内侍已经很少有人敢出宫办事了。

    赵桓此举其实是以诏令形式正式剥夺了内侍作为皇帝耳目的功能。

    都已经众正盈朝了,天子还派内侍为承受监察地方,这是信不过谁呢?

    然而,仅仅过来一个多月的时间,上天又降下异象。

    八月七日,又彗出东北,长数丈,掠帝座,扫文昌。

    赵桓这回没辙了,只能诏以彗星避殿减膳,令从臣具民间疾苦以闻。

    要不怎么说得民心者真王者呢?

    赵官家为天下苍生做了这么多实事,关键时刻自然会有忠心臣子为其解忧。

    御史中丞陈过庭便及时上奏,言:“彗出东北,应在伪同,此乃乱贼将衰之兆,非大宋之忧也。”

    众臣皆以陈中丞之言甚妥,并为天子贺……

    大宋的面临的窘境毕竟是内忧外患相互叠加,相较而言,外患比内忧更加严重。

    因而,朝廷在下大力解决内患的同时,也没忘了应对外患。

    四月十八日,应众臣反复上书之请,赵桓下诏加种师道太尉、同知枢密院事、荆湖北路宣抚使,命其招抚蠢蠢欲动的钟相。

    四月二十八日,诏有告奸人妄言同军复至以恐动居民者,赏之。

    同宋两国刚刚发生的大战中,不仅有梁方平、何灌等部宋军望风而逃,还有不少上户人家闻同军至而弃家奔走。

    甚至在同军退兵后,临安城中还两次因同军复至谣言导致城中居民争相逃亡。

    大宋军民惧同入骨由此可见一斑,且短期内也没办法消除这种负面情绪,那就只能以严刑峻法尽力压制了。

    四月二十八日,令在京监察御史、在外监司、郡守及路分钤辖以上,举曾经边任或有武勇可以统众出战者,每人举二员。

    四月二十九日,诏三衙并诸路帅司各举谙练边事、智勇过人并豪俊奇杰、众所推服、堪充统制将领者各五名。

    显然,宋军惧同皆不敢战,指望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已经不现实了。

    赵桓不得不转而求其次,看能不能“众推之下有勇夫”。

    五月初二,诏天下有能以财谷佐军者,有司以名闻,推恩有差。

    四日后,朝廷下诏重申铜禁之令,并禁以金银做饰物。

    这也是题中应有之意,国家财赋日窘,已经没人能开源了,节流也有限度,怎么办?

    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大宋现在的问题是连年征战连番大败,既无足食,也无足兵,民更不信朝廷。

    这两道诏令也算不是办法的办法,至于会不会造成地方官府趁机勒索百姓,或军队与地方豪强相勾结等问题,则不再朝廷考虑的范围内。

    一切的一切,都只有先度过了眼前的难关,挽救了大宋国灭的命运再说。

    五月初五,以少傅、安武军节度使钱景臻,镇安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刘宗元,并为左金吾卫上将军。

    以保信军节度使刘敷、武成军节度使刘敏、向德军节度使张矰、岳阳军节度使王舜臣、应道军节度使朱孝孙、泸川军节度使钱忱并为右金吾卫上将军。

    这些人中,除了王舜臣是神宗朝确有战绩的将领外,其余大半皆无从军经历,而且都是年过七旬的垂垂老者。

    如钱景臻,便是吴越忠懿王钱俶第七子钱惟演孙,钱暄之子,其人最大的“战绩”便是尚仁宗之女鲁国公主。

    此举如其说朝廷任用重将,还不如说是天子作出的与众权贵共生死的姿态。

    五月二十七日,诏天下举习武艺、兵书者。

    六月初三,又令中外举文武官才堪将帅者。

    典型的国难思良将,或者说口渴得快死了才盼着挖井。

    至于结果,肯定是有一点结果的,但也只有一点而已,出现的问题却更多。

    七月中旬,福州军叛乱,知州李延俊死于乱兵之手,朝廷急命刘颔讨平之。

    半个月后,因围困光州李成的胜捷军军纪混乱,淮南东、西路宣抚使李纲斩杀御下不严的统制官焦安节以振军纪,却不能抚其众。

    众军卒又听闻一手组建胜捷军的童贯刚刚被朝廷诛杀而大恐,军将李福趁机蛊惑部众作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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